一、堪輿學的發展文脈沿革
堪輿學，歷來有多種稱謂：青鳥術，青烏術，風水術，地理，相宅術、相塚術，青囊術，形法，蔔宅術，圖宅術，陰陽學等等，歷代和各地區稱謂不一，側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堪輿概指天地，堪天道，與地道，因此，可以堪輿學涵蓋之，暫作統一稱謂。 堪輿學最早可考的，是以蔔宅為主，繼之建城池都邑。
《易經》上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易之以宮室。殷周之際出現蔔宅。殷墟甲骨文上就有蔔宅之文。因此《詩經》上說相其陰陽，《書經》上說蔔惟洛食。商代史籍載商王盤庚遷都於殷的訓辭就有“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周代蔔宅開始大面積應用。如古公遷岐時“愛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成王營建洛邑時“我蔔河朔黎水，我乃蔔澗水東，涯水西，惟洛食”。至於《周易》中關於居處及家庭的占卜竟達二十多條款。廣布於民間聚落選址，營建，更是如此。續之發展出現相宅.相宅術是上觀天文，下察地理，以土地相宅，以天星相宅。春秋時代伍子胥為吳王闔閭營建國都，先“相土嘗水”，後“象法天地”而築大城闔閭城(今蘇州)。《詩經》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對自然的考察很重視。其中，隨著指南針的發明與辨正方位的應用，又在相宅術中發明了“土圭法”、“土會法”、“土宜法”。“土圭法”專用於辨正方位，晝參日景(日出，日入，日中)，夜考極星，以正朝夕和子午線方位。而“土會法”、“土宜法”則用於考察山川地勢和上地性質。土會法辨別五地之物生；山林、川澤……。土宜法以十二名物來相民宅察利害。以天星十二次周轉劃地域十二土。天地對應，加上山川類別，以時間上，空間上的雙重選擇進行相宅，更趨於全面。時至漢代，堪輿理論即已成型。漢代已將陰陽、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月律、五音等逐漸總配在一起，形成複雜的理論體系。由於組合側重點的差異而形成分枝流派。大派別：形法(形勢宗)、理法(理氣宗)。此時的堪輿專指理法的派別。
時至晉代，堪輿理論可稱為成熟。托名郭璞的人所著《葬書》為後代風水術的經典楷模。後來又有青鳥先生著的《葬經》，企望更具經典性。可惜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中認定為偽書。而莫衷一是。但郭璞的《葬書》為公認。其主要內容是提出形勢論，認為百尺為形，千尺為勢，“勢來行止是為全氣”。此百尺約合30米左右，千尺約合300米左右，正是現代建築外部空間設計的近景、遠景的最佳視距範圍。同時提出生氣論，認為“葬者，乘生氣也”。生元吉氣對陰陽宅選址都很重要。藏風聚氣，得水為上……故謂之風水。從而提出龍脈之說，並補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方位四靈，明確提出了典型風水環境。《四庫全書》考璞本傳認為“璞從河東郭公受青囊中書九卷，逐洞天文五行蔔筮之術”。因此，後來又稱風水術為青囊術。但在清代的《風水祛惑》中又考證認為《葬書》仍非郭璞所著。無論是與非，《葬書》全面地系統地歸納了風水理論並對後世產生強大影響，郭璞也被歷代認為是風水術的鼻祖，也是可以承認其學術價值的。
堪輿學至唐宋時代，已發展成一定的體系和流派。許多名師輩出，李淳風、僧一行都有影響較大的著述。釋、道兩教並盛，一些道士、法師和學者本身即是風水大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張載的氣說，朱熹的理說，二程的葬說等都更加充填了風水理論內容的廣度和深度。各派理論紛呈。宋明理學，強調格物致知，推尊孔孟之道，儒教的禮制更加充實了風水理論。
時至明清時代，堪輿學理論算是登峰造極，其活動遍及民間。官方組織編修的大型叢書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都輯錄了堪輿學理論。各種觀點書目龐雜。如《天機素書》、《內傳天皇鼇極鎮世神書》、《地理五函篡要》、《天玉經外傳》、《九星穴法》、《玉尺經》、《披肝露膽經》、《地理大全》、《地理總括》、《堪輿類篡人天共寶》、《山法全書》、《地理五訣》、《仙婆集》、《人子需知》、《地理統宗》等等。有高雅力作，也有粗俗庸撰；有托古署賢，也有標榜仙師秘傳，不一而足。無怪乎清代吳母音在《葬經箋注》中所雲：“地理之說以偽亂真，甚於他書十倍!”在眾說中，概括風水理論為：龍、穴、砂、水、向五大要素。首要是尋龍點穴，必須做到所尋的龍要真，穴要的。同時配合周邊地形砂山狀況，水流條件。在理氣派認為首重的是向，即穴位方向。提出：“千裏江山一向間”，方向定成敗。在時間上也提出優選條件。這些時間、空間因素系統取得理想結合的主要儀器已經發展到比漢代的六壬盤複雜而精確得多的羅盤，又稱羅經。自明代永樂年代以來，有專書揭示論述羅經用法。在清代《羅經解》中指出既可“乘氣，立向，消砂，納水”，又可“測山川生成之純爻，以辨其地之貴賤大小”。能堪天，能輿地，能測時。集陰陽、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於一個圓盤上，內外圈數，繁則幾十圈，簡則二三圈。是風水師必備的儀器。堪輿學理論及其實踐工具，至此已經與當時科學技術和認識水準相一致。 |
